一、史书的形成以及当时史官的地位是怎样的？
西周开始时，国家专门设立了太史记载国家大事，太史逐年逐月逐日记载，之后把记载的国家大事编辑成简册，遂成史书。因为每年有春、夏、秋、冬四季，太史便标举“春秋”两字，以代表每一年。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由于强大起来的诸侯争霸，导致西周王朝分裂为数十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西周王朝的微弱，又导致来中央朝拜周王的诸侯越来越少，为了记载国家大事，周王便分派很多史官到各个诸侯国去记录发生在其国内的大事。周王派出的史官虽在各国，而其身份则仍属王室，不属诸侯。
二、为什么先秦的史官能够成为我国秘书人员的鼻祖?
因为先秦时期的史官其实不是现在意义上理解的史官，而是沟通天人的巫官（天官），史官文化源于巫文化。早期的巫官就是史官，由巫到史，古人也早已注意到了。《国语·楚语下》云：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兴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
这条资料清楚地说明：一、巫的产生乃是为了沟通天地、人神之间的关系；二、巫者必须具有某种非凡能力，是人类中的精英；三、颛顼之时，命重司天、黎司地，天地、人神之路隔断，重、黎氏世叙天地；四、西周时，原来的天官、地官“失其官守”，成为司马氏
西周时期史官的职能向人事逼近了一步。这样的变化还可以从《礼记》等其他文献得到印证。史官才有了记事之职，即许慎所说“史，记事者也。”《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当时的史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但是周代尤其是西周还没有完全脱离巫官，所以地位还是比较超然的。
到了春秋战国就不行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赵盾杀史官的故事
至于汉武帝对于司马迁我觉得这种因素不强，毕竟从春秋开始史官地位已经大大下降了，似乎已经没有了这个需要
三、先秦时期的秘书有哪些
一、四大文明古国的繁荣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是被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
四大文明古国的主要文明成就
1、古代埃及：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太阳神庙、象形文字；
2、古代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空中花园、楔形文字；
3、古代印度：印度教、佛教、外科手术、阿拉伯数字、种姓制度；
4、中国；分封制度、月历、甲骨文、青铜器.
四大文明古国创造的科学技术成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繁荣的原因
它们都起源大河流域，这些地方自然地理条件都比较优越，尤其是河流提供了肥沃的冲积平原和有利的灌溉条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从而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其它科学技术，创造出伟大的古老文明。
同时，它们的科学技术都产生于社会实践，属于同一类型，即青铜时代的农业实践模式。这使它们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共同的地方，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三、四大文明古国的今天
1、巴比伦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世界上最为险恶、冲突不断的地区。
2、埃及
绝对的历史文化宝库、旅游圣地，可是经济却基本停滞不前。
3、印度
长时间被殖民，基础设施落后，宗教的融合远比其他困难的多。
4、中国
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在20世纪初期很颓弱， 八国联军的入侵使的中国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中国不是最强大的。
现在的中国从80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创造了新的文化，使得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高速发展。
四、四大文明古国衰落的原因
它们都建立在农业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是农业文明的代表，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经济迅速出现，而四大文明古国的农业文明却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18世纪以后不约而同的落后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
四大文明古国的衰落还有许多历史原因，如宗教的影响，外族的入侵等。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都由于外族的入侵而失去了独立，中断了古代文明。如公元前525年古埃及被波斯帝国灭亡;公元前1595年古巴比伦被赫梯灭亡;古印度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北部遭到外族入侵，近代又长期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扩展资料：
古中国有黄河和长江，古印度有恒河和印度河，古埃及有尼罗河，古巴比伦有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四大文明古国均产生于大河流域并繁荣起来，主要原因为：
原始社会时期生存条件比较恶劣，首先要解决的人的吃饭问题，河流区域最容易引水灌溉，同样容易生长草木繁殖动物，长此以往，从事农耕的村落到发展工业的城市的过程就形成了。
四大文明古国的衰落：
古埃及公元前32世纪左右建立，公元前343年被波斯灭亡。
古印度分两个阶段，哈巴拉文明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至前1750年，于公元前18世纪灭亡。哈拉巴文化衰落后，游牧民族雅利安人在印度创立了更为持久的文明。到了公元前6世纪初，相传在印度形成了16个国家。经过长时期的兼并战争，公元前4世纪，在南部的恒河流域建立起以摩揭陀为中心的统一国家。孔雀王朝在阿育王时代发展到全盛时期。公元前187年，孔雀王朝最后一个国王被推翻。此后，印度半岛再也没有统一过。
古巴比伦：公元前3500年进入文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250年是两河文明的鼎盛时期，公元前612年灭亡。
中国的文明没有断裂，主要由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很容易使外来入侵者融入其中并在征服胜利后被“汉化”。历史上，中原曾两次遭到少数民族入侵，一次是忽必烈带领的蒙古人建立了元朝（1206—1368），另一次是满洲人建立了清朝（1616—1911）。虽然他们逐鹿中原，取得地位，却最终被“汉化”，用中华文明的思想来建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中华文明从未被蒙古或满洲文明所取代。中华文明的延续不断，关键是了解其是一个不断累积而非相互取代的过程。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四大文明古国
四、先秦时期的史官(秘书)职责、特点、影响(包括贡献和局限) 这...
不知道合不合适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
史官的设置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夏商周
在夏代的奴隶制国家机构中，已设置了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 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即史的初义是指古代记事之官吏，即史官。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周礼·春官》记载周王室设有五史。 史官
（一）大史 职位很高。新王登基，大史参加策命典礼。王为国家大事有时还会访问大史。如《国语 ·晋语》载胥臣曰：“文王访于辛、尹（辛甲、尹佚，二人皆周大史）。”有时大史还命令百官规诫王的缺点，如《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曰：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箴王缺。”此外，大史还掌记录时事，保管文书等。 （二）小史 秩卑，金毓黻说：在古代史籍中一般称之为“史”。《周礼》云：“凡国事用礼法时，佐大史，掌其小事。” （三）内史 其秩最尊。《周礼》说内史掌策命诸侯及孤卿大夫，掌书王命。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王命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有时，内史还奉王命出使诸侯国，《左传》僖公十六年载：“周内史叔兴骋于宋。” （四）外史 秩卑，《周礼》云其职务是“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 （五）御史 秩卑，又一名柱下史。其职务是掌管图书等。
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礼记·玉藻》说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明确的。
秦汉以后
秦汉以后，史官的名称繁多，职务各异，但史官的设置却一直保留下来。秦归太史令，汉置太史公，史官职责由太史公负责，常务工作由史书令史承担。唐设起居郎，还有兰台令、柱下史、著作郎、左右史等等，历朝历代都有史官。 唐朝刘知几著《史通》，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有详细记述。他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结果是"坟土未干，妍媸永灭”。因此他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其实，对于“史之为用”，历代帝王心里也很明白。不过，他们设置史官，沿用“君举必书”的春秋传统，并不考虑什么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问题，目的只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流芳百世。《史记·孟尝君传》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侍史记些什么？后人不得而知。大概是记述他“好客自喜”的善举，总不会让侍史记述他在路经赵国时，只因赵人出观，笑称他“乃眇小大夫”，便击杀数百人的罪行吧。
史官与帝王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只有在古代史书作为宫廷秘籍，由太史负责的时候，史官有记载特权，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记载。 史官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好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藻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起居录则是史官对帝王言行的严格把控与记载，早在周已有，那是称为“内史”。历经秦汉魏晋南北隋唐宋……而不衰，皇帝皆无全干预，但这种风气却被李世民打破。至此以后，有唐以来，帝王阅著并非罕见之事，却使得历史逐渐朝着扭曲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