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廷玉的相关传记
《大清张廷玉：走在皇帝的刀刃上》讲述了：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清朝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太保，封三等伯，历三朝元老，居官五十年。康熙进士，雍正朝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少保衔，后加太保。《大清张廷玉：走在皇帝的刀刃上》中的张廷玉是满清王朝死后配享太庙的唯一汉臣，是雍正的第一秘书。
二、清史稿张廷玉传翻译
张廷玉（1672-1755） 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清朝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太保，封三等伯，历三朝元老，居官五十年。康熙进士，雍正朝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少保衔，后加太保。雍正八年（1730年），长期和清廷对抗的蒙古准噶尔部煽动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及西北各族反清，雍正帝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决定出兵征讨。因战事紧急，军令需要迅速处理和严守秘密，所以，即令在隆宗门内设立“军机房”，嗣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命怡亲王允祥、张廷玉及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廷玉定规制”。按照旨意，张廷玉就军机处的性质、官职、职能、纪律等方面都作出了严格规定，其中涉及到档案的地方就达多处，如：军机处参予官员奏折的处理和谕旨的撰拟；军机章京负责誊写、记档及日常工作；军机处设《存记簿》，“奉旨存议”事务，一律登记；“密事有件”，密封存档，届时拆阅办理等。这一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不仅加强了皇权统治，避免了政出多门以及失、泄密现象的发生，而且更重要的是统一了办文机构，保证了档案的齐全、完整与安全，为利用和编撰方略（志）提供了方便。康熙十一年（1672年）生，父康熙朝大学士张英。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康熙朝历任检讨、直南书房、洗马、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
雍正元年（1723年）升礼部尚书，次年转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太子太保。
三年（1725年），署大学士事。四年（1726年），晋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并兼充康熙实录总裁官。
六年（1728年），转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七年（1729年），加少保衔。同年，因西北用兵，设军机房於隆宗门内，与怡亲王允祥、大学士蒋廷锡董其事。雍正皇帝临终，命其与鄂尔泰并为顾命大臣。乾隆朝，以两朝元老为朝廷所重，死后配享太庙。终清一代，汉大臣配享太庙者惟张廷玉一人。
张廷玉在任期间的主要工作在于担任皇帝的秘书，对清廷政治制度的贡献是完善了奏摺制度与军机处的运作规则。与其他直接处理政务的大臣不同，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多关于张廷玉的具体事迹。
张廷玉为人谨小慎微，谨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宋：黄山谷言）。故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称其为「大臣中第一宣力者」。
曾先后纂《康熙字典》、《雍正实录》，并充《明史》、《国史馆》、《清会典》总纂官。
张廷玉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户部、吏部、翰林院，又担任国史馆和其他好几个修书馆的总裁官，职务繁多，工作忙碌，这是可想而知的。他自己说，雍正经常召见他，一天召见二、三次，习以为常。西北用兵以后，“遵奉密谕，筹画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从内廷出来，到朝房办公，属吏请求指示和批阅文件的常达几十上百人。他经常坐在轿中批览文书，处决事务。傍晚回到家中，仍然“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雍正也说他和鄂尔泰二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
然而他有什么政绩呢？翻阅有关史料，我们惊讶地发现，在整个雍正朝，张廷玉只做了两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他的事功不在于处理某件政事，而在文字工作和规划建立军机处制度以及完善奏折制度。
当雍正即位之初，办理康熙丧事，特命吏部左侍郎张廷玉协办翰林院文章之事，那时，“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雍正五年，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七年，正式出兵。与此相配合，雍正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的主要职能是遵奉谕旨，写成文字，并予转发。也就是说，军机处主要是做文字工作。张廷玉为军机大臣时，“西北两路用兵，内直自朝至暮，间有一二鼓者”。八、九年间，雍正身体不好，“凡有密旨，悉以谕之”。由于撰写谕旨的需要，雍正每天召见张廷玉多达十几次。由于雍正不分昼夜地召见，以至张廷玉要到晚上一二更以后才能回去休息。雍正即位第一年，张廷玉即升为礼部尚书，后又长期担任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可是他在雍正朝所做的主要工作，又确确实实是这些文字工作。就连雍正本人，也认为张廷玉的作用是“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承认他的功劳在于文字。且张廷玉所草之上谕，全合雍正本意，是以屡获表扬。这文书工作，由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廷玉来做，他自然就成了雍正皇帝的高级秘书了。乾隆时当过军机章京的赵翼说，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军机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处，军机大臣实际上只是皇帝的高级秘书，这种地位和身份，张廷玉自然不能独树一帜，建立创新的大功业。因此，他的作用和政绩只能由参预机务和书写文字方面来体现。
真正称得上是张廷玉大事业的，是他规划建立军机处制度和完善奏折制度。“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军机处成为清朝的中枢机构并深深影响清代中后期的历史，这确实是张廷玉的大功业。另外，确立并完善奏折制度，使它成为清朝的主要官方文书，同样是清朝官僚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并对清朝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军机处始设于雍正七年（1729）。因与准葛尔部作战，军报往返频繁，而内阁又距内廷过远，且办事效率不高，为了紧急处理西北军务，“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军需房是军机处的最早叫法，以后又改为军机房、军机处。直到宣统三年（1911）改设责任内阁，执政一百八十多年的军机处才最终废止。
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官员中选充。所有这些人都是兼职，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军机处没有正式衙署，只有值班房，在隆宗门内，靠近雍正帝寝宫养心殿，以便于军机大臣被召见议事。军机大臣对皇帝负责，他的下属军机章京因系其他部门的官员兼任，他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很难结成同党。军机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它只能忠实执行皇帝的命令，不可能形成危害皇权的势力。
拟缮谕旨是军机处的主要工作。雍正帝每天召见军机大臣，有时一天召见数次，召见时，雍正帝指示各项事件应如何办理，有时向军机大臣询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作出裁决。军机大臣面聆皇帝旨意，草拟文书。上谕形成后，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直接发给有关官员。
在清代，皇帝的诏令有数种。雍正以后，由内阁传抄发送的诏令，叫做“明发上谕”；由军机处撰拟、抄写、密封发出的诏令，叫做“寄信上谕”。“寄信上谕”因是由朝廷直接寄出，故又称“廷寄”。所寄对象为高级官员，用“军机大臣字寄”的形式寄送；其余则用“军机大臣传谕”的形式寄送。字寄、传谕封函的表面都注明“某处某官开拆”，封口处盖有军机处印信，保密程度非常高。很显然，军机处承办的“寄信上谕”最重要，内阁所办理的“明发上谕”只是一般性事务文书。
归军机处办的事情，不问大小，“悉以本日完结”，绝不积压。这样的办事作风，效率自然较高。寄信方法也是快捷的。张廷玉制定的廷寄办法，最后形成一套制度，是军机处将上谕函封后交兵部，由驿站递相传送。军机处根据函件内容，决定递送速度，写于函面，凡标“马上飞递”字样的，日行三百里，紧急事，另写日行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的。这就和内阁发出的“明发上谕”不同了。内阁的“明发上谕”，或由六科抄发，或由有关部门行文，多一个衙门周转，就费时日，保密也不容易，往往被地方官员探到消息，雇人先行投递，在正式公文到来之前，他们已悉内情，作了准备，加以应付。所以，经张廷玉规划，创廷寄之法，既保证了中央政令的严格贯彻，速度又较前加快，从而提高了清朝政府的行政效率。
奏折是一种臣民上奏文书，它始出现于康熙年间，但在作者范围、传递方法、疏奏内容及朱批等方面，都还没有制度化。《清史稿·张廷玉传》载：“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于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日必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自此以后，作为一种官文书制度的奏折制度才被确立下来。不要小看这种文书制度，它的影响之大甚至远远超过中枢机构的兴衰替废。它不仅牵涉朝廷政令的推行，而且关乎君臣间权力的分配。它的确立和军机处的设立一样，都是清朝官僚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对清朝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清朝入关之初，沿袭前明旧制，官员有事报告皇帝，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盖印，奏本不盖印。题奏本都由通政使司进呈，在皇帝阅批之前，内阁大学士已经“票拟”过。因此，这两种文书都是公开的，不利于下情上达。其次，题本办文程序太繁，运转速度十分迟缓，而且由于经办人员过多，容易造成泄密，使皇帝实施政务受到很大限制。自张廷玉把奏折制度化以后，稍微重要一点的事务，地方官员都先撰拟奏折，经过皇帝朱批，认可了，才写题本作正式报告。但奏折中的朱批内容，不得写入题本，作为奏事的依据。这样题本就成了官样文章，价值大大降低。奏折代替了原来题本的作用，使它成为主要官方文书。这一制度坚持到清末。
奏折刚产生时，有资格使用奏折的官员不太多。雍正践祚之后，内苦于宗室诸王的讪谤排挤，外困于满汉大臣的朋党倾轧，急于求言，故放宽了臣民专折具奏的范围和权限。到后来，有权上奏折者多达1000以上。
由于奏折所涉事情多系国家机密，所以奏折的保密性是非常突出的。不能保密，就不要上奏折，保密是书写奏折的前提条件。为了保证奏折的内容不致泄漏，清廷定立了一整套保密制度，使奏折制度更加完善起来：1、撰写人须亲自书写，一般不许他人代笔，写成后不得外传，否则治罪。2、由宫中制作皮匣，配备锁钥，发给具奏官员，专门用作储藏和传递奏折。3、督抚以上大员的折子，派专人送到大内乾清门，交内奏事处，直达御前，而不像题本交通政使司转呈；一般官员的折子，亦差专人送到雍正指定的亲信大臣处，由他们代呈，代交人当然无权知道折子的内容。雍正帝阅毕，作了朱批，折子由原渠道发回。4、收回朱批奏折。康熙在位期间，奏折御批发还具奏人后，尚无缴还内廷的规定。雍正一登基，便下令内外臣子将朱批奏折全部查收呈缴。不但前朝奏折需交回，嗣后朱批发还本人看过之后，即需交回。由于实行了缴本制度，不但有效地防止了泄密事件发生，而且为后来保存了丰富的史料。5、加强军机处的保密工作。规定：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时，太监不得在侧；每日承领事件人员，未到传领时间不得进入军机值房；严禁各衙门人员在军机值房台阶外及附近处所站立窃听；即使是高级的王公大臣，非奉特旨，也不准进入；自王以下文武满汉大臣，都不准到军机处找人谈话。同时规定各章京在工作中严格执行交接制度，做到手续慎密完备。特别是文书收发登记，必画押存查；个人承办的事情，均不许任意喧泄；不经由自己办理的事情，绝不许过问；撰写寄信谕旨，办理朱批奏折，都得在办公房办理；凡办理机密事件时，军机大臣指交一二章京承旨，在军机堂上缮写后，要将底稿押封存记，俟查办之事办完后再行拆封登档。如有泄漏，缮写文件的章京要受到很重的处分。
在奏折的内容上，较之以前，更为丰富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用奏折商讨政务。雍正说：“本章所不能尽者，则奏折可以详陈；而朕谕旨所不能尽者，亦可于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臣下可以将拿不准的问题提出来，请皇帝裁夺；皇帝对不了解的或不懂得的问题，可以询问臣下，以增长见识，作出决断。雍正朝的许多重大政事，如摊丁入亩政策等，就是雍正与有关大臣通过奏折反复筹商后定下来的。奏折用来讨论政事、决定政策，不仅使它有了新的生命力，而且使它成了推行政治的一种重要工具。由于奏折免去了中间环节的传递，又采用廷寄方法，不但能迅速递到皇帝手中，而且在皇帝朱批御旨后，又可直接发还上奏官员，马上付诸实行，从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给清朝的政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同时，由于奏折都是秘密进行，于是在直省督抚与司道之间，地方与中央，内廷与外廷之间，除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等关系之外，又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大臣相互告密，皇帝的耳目遍布京内外，谁也不知道谁向皇帝打了什么小报告，中央部院和地方上的公私事件和人际关系，无论巨细，皇帝都可以从奏折中直接了解到。皇帝于是借助奏折整饬吏治，监察民情，发号施令，排斥异己，天下庶务总归一人处理，从而使封建皇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在中国章奏制度史上，雍正一朝应该是最为多姿多彩的时代，而帝王对朱批运用的巧妙和有效，雍正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了”。而这一切，张廷玉是功不可没的。说这是他的大事业大功业，一点都不夸张。
在雍正朝，张廷玉主要从事的虽然只是文字工作，但由于他“周敏勤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一工作上来了，因而“尤为上所倚”。雍正五年（1727年），张廷玉曾患小病，雍正对近侍说：朕连日来臂痛，你们知道吗？近侍们吃惊地问缘故，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八年（1730年），赏银20000两，张廷玉辞谢，雍正讲：“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不许他推辞。当雍正身体不舒服时，凡有密旨，悉交张廷玉承领，事后雍正说：“彼时在朝臣中只此一人。”（《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三）确实，允祥死后，鄂尔泰入阁以前，张廷玉在满汉朝臣中确实处于第一个被信任者的地位，被雍正视为股肱大臣。十一年（1733年），张廷玉回乡祭祖，动身前一天，雍正赠给张廷玉一件玉如意，并祝愿他“往来事事如意。”同时赠送物品及内府书籍52 种。《古今图书集成》只印64部，独赐张廷玉2部。雍正还赐张廷玉春联一副：“天恩春灏荡，文治日光华”。后来张家年年用这副春联作门联。雍正临终前，张廷玉与鄂尔泰等同被顾命，命他日配享太庙。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者惟张廷玉一人而已。
张廷玉任职年久，长期处机要之地，在雍正年间，他虽然“最承宠眷”，然而“门无竿牍，馈礼有价值百金者辄却之。”他在皇帝身边服务，担负的又是机要文字工作，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因而处处小心谨慎，办事十分细致周到。他对黄山谷说的“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极其倾倒，表示“终身诵之”。少说多做，既是他立身的主导思想，也是他的为官之道。他以皇帝的意志为意志，默默去做，不事张扬，事成归功于人主，事败自己首先承担责任。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乾隆称许他“在皇考时勤慎赞襄，小心书谕”。作为领导人的秘书，这些确实都是很值得称道的品质。
http://baike.baidu.com/view/42297.htm
补充：雍正以后皇帝高度集权，他虽为宰相，但也只是传达皇帝意见的人，相当于秘书了，所以为人谨慎，做人特别小心，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也就成了他的座右铭。
三、张廷玉所编《明史》为什么没有经钱谦益做传？
有四个儿子。分别为：张若溎、张若霭、张若澄 、张若渟 。
1、张若溎(1703~1787) ，字若谷，清雍正八年(1730)进士，授兵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升御史，晋给事中，至刑部侍郎，拜左都御吏。尝充殿试读卷官，乡试考官，山东学政，总裁四库全书馆。七十四岁以疾告休。后又入都参与千叟宴，礼成返里。年八十五卒。
2、张若霭（1713—1746）字晴岚（读画辑略作字景采，号晴岚）。雍正十一年（1733）癸丑科殿试金榜中二甲一名进士，未散馆特授编修，后帝亲授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入直南书房，官至礼部尚书，袭伯爵。
3、张若澄，字镜壑，一字链雪，自号款花庐主人。乾隆十年（一七四五）进士，官至内阁侍读学士。乾隆乙丑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张廷玉深得皇帝信任，因此在他年老时，把张若澄叫去南书房给他当助手，就这样一步一步升官了。
4、张若渟。生于1728年，由贡生纳资为郎，乾隆十四年（1749年）捐刑部湖广司主事，授刑部主事，入值军机处。以郎中出为云南知府，升四川建昌道，入为太仆寺少卿，历通政使，内阁学士，补工部侍郎。1800年晋兵部尚书，改刑部尚书。卒于1802年。赠太子太保，谥"勤恪"。
扩展资料
张廷玉性格仁厚，但治理官员十分严苛，他掌管吏部时，部下有老奸巨猾的“张老虎”，常年为非作歹人人恨不得能诛之，张廷玉不顾多位官员出面求情，执意将其惩办。
还有一次，因为一份文件上的县名“元氏”被写成“先民”，张廷玉便发现是有人刻意篡改以勒索外省，于是驱逐了奸诈的官员。
张廷玉的工作内容很大一部分是文字工作，编写文史、草拟谕旨、跪受笔录等等，张廷玉无论工作内容多复杂繁琐或者是多辛苦，均能完成得井然有序、有条不紊，甚至日批百份文件，日夜加急不休也从未出过差错，可见其文思敏捷，能一人办十人的工作。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张廷玉
四、历史上的张廷玉和二月河描写的有何区别？
张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大学士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直南书房，以忧归。服除，迁洗马，历庶子、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五十九年，授刑部侍郎。山东盐贩王美公等纠众倡邪教，巡抚李树德令捕治，得百五十馀人。上命廷玉与都统讬赖、学士登德会勘，戮七人、戍三十五人而谳定。旋调吏部。世宗即位，命与翰林院学士阿克敦、励廷仪应奉几筵祭告文字，赐廕生视一品，擢礼部尚书。雍正元年，复命直南书房。偕左都御史朱轼充顺天乡试考官，上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调户部。疏言：“浙江衢州，江西广信、赣州，毗连闽、粤，无藉之徒流徙失业，入山种麻，结棚以居，号曰‘棚民’。岁月既久，生息日繁。其强悍者，辄出剽掠。请敕督抚慎选廉能州县，严加约束。其有读书向学，膂力技勇，察明考验录用，庶生聚教训，初无歧视。”下督抚议行。命署大学士事。四年，授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五年，进文华殿大学士。六年，进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七年，加少保。
八年，上以西北用兵，命设军机房隆宗门内，以怡亲王允祥、廷玉及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嗣改称办理军机处。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摺，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於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日必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
廷玉周敏勤慎，尤为上所倚。上偶有疾，奖廷玉等翊赞功，各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袭。廷玉请以子编修若霭承袭。十一年，疏言：“诸行省例，凡罪人重者收禁，轻者取保。独刑部不论事大小、人首从，皆收禁，累无辜。请如诸行省例，得分别取保。刑部引律例，往往删截，但用数语，即承以所断罪；甚有求其仿佛，比照定议者：高下其手，率由此起。请敕都察院、大理寺驳正；扶同草率，并予处分。”命九卿议行。大学士英祀京师贤良祠，复即本籍谕祭，命廷玉归行礼，并令子若霭从；弟廷璐督江苏学政，亦命来会。发帑金万为英建祠，并赐冠带、衣裘及貂皮、人参、内府书籍五十二种。十二月，廷玉疏言：“行经直隶，被水诸县已予赈，尚有积潦不能种麦，请敕加赈一月。”并议以工代赈。得旨允行。十二年二月，还京师，上遣内大臣、侍郎海望迎劳卢沟桥，赐酒膳。十三年，世宗疾大渐，与大学士鄂尔泰等同被顾命。遗诏以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命他日配享太庙。高宗即位，命总理事务，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合为三等子，仍以若霭袭。
乾隆元年，明史成，表进，命仍兼管翰林院事。二年十一月，辞总理事务，加拜他喇布勒哈番，特命与鄂尔泰同进三等伯，赐号勤宣，仍以若霭袭。四年，加太保。寻谕：“本朝文臣无爵至侯伯者，廷玉为例外，命自兼，不必令若霭袭。”又谕：“廷玉年已过七十，不必向早入朝，炎暑风雪无强入。”十一年，若霭卒。上以廷玉入内廷须扶掖，命次子庶吉士若澄直南书房。十三年，以老病乞休。上谕曰：“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廷玉言：“宋、明配享诸臣亦有乞休得请者。且七十悬车，古今通义。”上曰：“不然。易称见几而作，非所论於国家关休戚、视君臣为一体者。使七十必令悬车，何以尚有八十杖朝之典？武侯鞠躬尽瘁，又何为耶？”廷玉又言：“亮受任军旅，臣幸得优游太平，未可同日而语。”上曰：“是又不然。皋、夔、龙、比易地皆然。既以身任天下之重，则不以艰钜自诿，亦岂得以承平自逸？朕为卿思之，不独受皇祖、皇考优渥之恩，不可言去；即以朕十馀年眷待，亦不当言去。朕且不忍令卿去，卿顾能辞朕去耶？朕谓致仕之义，必古人遭逢不偶，不得已之苦衷。为人臣者，设预存此心，必将漠视一切，泛泛如秦、越，年至则奉身以退，谁复出力为国家治事？是不可以不辨。”因命举所谕宣告朝列，并允廷玉解兼管吏部，廷玉自是不敢言去。然廷玉实老病，十四年正月，命如宋文彦博十日一至都堂议事，四五日一入内廷备顾问。是冬，廷玉乞休沐养疴，上命解所兼领监修、总裁诸职，且令军机大臣往省。廷玉言：“受上恩不敢言去，私意原得暂归。后年，上南巡，当於江宁迎驾。”上乃许廷玉致仕，命待来春冰泮，舟行归里。亲制诗三章以赐，廷玉入谢，奏言：“蒙世宗遗命配享太庙，上年奉恩谕，从祀元臣不宜归田终老，恐身后不获更蒙大典。免冠叩首，乞上一言为券。”上意不怿，然犹为颁手诏，申世宗成命，并制诗示意，以明刘基乞休后仍配享为例。次日，遣子若澄入谢。上以廷玉不亲至，遂发怒，命降旨诘责。军机大臣傅恒、汪由敦承旨，由敦为乞恩，旨未下。又次日，廷玉入谢，上责由敦漏言，降旨切责。廷臣请夺廷玉官爵，罢配享。上命削伯爵，以大学士原衔休致，仍许配享。十五年二月，皇长子定安亲王薨，方初祭，廷玉即请南还，上愈怒，命以太庙配享诸臣名示廷玉，命自审应否配享。廷玉惶惧，疏请罢配享治罪。上用大学士九卿议，罢廷玉配享，仍免治罪。又以四川学政编修朱荃坐罪，荃为廷玉姻家，尝荐举，上以责廷玉，命尽缴历年颁赐诸物。二十年三月，卒，命仍遵世宗遗诏，配享太庙，赐祭葬，谥文和。
乾隆三年，上将临雍视学，举古礼三老五更，谘鄂尔泰及廷玉。廷玉谓无足当此者，撰议以为不可行。四十三年，上撰三老五更说，辟古说踳驳，命勒碑辟雍。五十年，复见廷玉议，以所论与上同，命勒碑其次，并题其后，谓“廷玉有此卓识，乃未见及。朕必遵皇考遗旨，令其配享。古所谓老而戒得，朕以廷玉之戒为戒，且为廷玉惜之。”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惟廷玉一人而已。
子若霭，字晴岚。雍正十一年进士。廷试，世宗亲定一甲三名。拆卷知为廷玉子，遣内侍就直庐宣谕。廷玉坚辞，乃改二甲一名，授编修，直南书房，充军机章京。乾隆间，屡迁至内阁学士。若霭工书画，内直御府所藏，令题品鉴别，诣益进。十一年，扈上西巡，感疾，归卒。
若澄，字镜壑。乾隆十年进士，改庶吉士，直南书房，累迁至内阁学士。卒。若澄亦工画，亚若霭。
若渟，字圣泉。入赀授刑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再迁郎中。出为云南澄江知府、四川建昌道。内擢太仆少卿，五迁至侍郎，历工、刑、户诸部。嘉庆五年，授兵部尚书，调刑部。七年，卒，赠太子少保，赐祭葬，谥勤恪。
从子若溎，字树谷。雍正八年进士，授兵部主事。考选江西道御史。擢鸿胪寺少卿，六迁刑部侍郎，擢左都御史。上命旌恤胜朝殉节诸臣，若溎请遍行采访。下大学士、九卿议，以为明史外兼采各省通志，专谥、通谥已至千五六百人，不必更行采访。若溎以老乞休。上南巡，屡迎谒。五十年，与千叟宴，御书榜以赐。归，又二年，卒。
论曰：世宗初即位，擢鄂尔泰於郎署，不数年至总督。廷玉已贰礼部，内直称旨，不数年遂大拜。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鄂尔泰稍后，委寄与相埒。庶政修举，宇内乂安，遂乃受遗命，侑大烝，可谓极心膂股肱之重矣。顾以在政地久，两家子弟宾客，渐且竞权势、角门户，高宗烛几摧萌，不使成朋党之祸，非二臣之幸欤？
张廷玉，康熙进士，雍正朝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少保衔，后加太保。雍正八年（1730年），长期和清廷对抗的蒙古准噶尔部煽动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及西北各族反清，雍正帝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决定出兵征讨。因战事紧急，军令需要迅速处理和严守秘密，所以，即令在隆宗门内设立“军机房”，嗣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命怡亲王允祥、张廷玉及 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廷玉定规制”。按照旨意，张廷玉就军机处的性质、官职、职能、纪律等方面都作出了严格规定，其中涉及到档案的地方就达多处，如：军机处参予官员奏折的处理和谕旨的撰拟；军机章京负责誊写、记档及日常工作；军机处设《存记簿》，“奉旨存议”事务，一律登记；“密事有件”，密封存档，届时拆阅办理等。这一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不仅加强了皇权统治，避免了政出多门以及失、泄密现象的发生，而且更重要的是统一了办文机构，保证了档案的齐全、完整与安全，为利用和编撰方略（志）提供了方便。 张廷玉为人谨小慎微，谨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故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称其为「大臣中第一宣力者」。 曾先后纂《康熙字典》、《雍正实录》，并充《明史》、《国史馆》、《清会典》总纂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