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谏迎佛骨表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与政治史的激荡交汇处，韩愈的《谏迎佛骨表》犹如一座巍峨的丰碑，不仅标志着一场激烈的儒佛思想冲突，更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时期政治与文化的内在紧张。此文作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是韩愈作为儒家道统捍卫者，对皇帝崇佛行为的激烈谏诤，其言辞之犀利、立场之坚定，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闻名的奏章之一。

事件的直接是唐宪宗为祈求福佑与长寿，决定以隆重的仪式迎接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的一节相传为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入宫中供养。迎奉佛骨在唐代并非首次，自太宗以降，多位皇帝曾举行类似活动，但宪宗此次的规格尤为盛大，引发了朝野的广泛关注，也点燃了韩愈内心深处的忧患之火。

韩愈时任刑部侍郎，他秉承儒家华夷之辨与道统思想，视佛教为外来“夷狄之一法”，其在《谏迎佛骨表》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佛教未传入中国前的古代圣王皆享高寿、国运长久，而自汉明帝引入佛教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他尤其尖锐地列举了南朝梁武帝三度舍身入寺，最终却饿死台城的悲惨结局，以此警示宪宗过度崇佛可能导致的政治危机。表中，韩愈提出了一个极端的建议：将这节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并声称若佛真有灵验，能降祸殃，愿“一身承之”。

此表的后果是迅速而剧烈的。唐宪宗阅后勃然大怒，一度欲处韩愈以极刑。幸得裴度、崔群等重臣求情，韩愈最终被贬为潮州刺史。在赴任途中，他写下了那首闻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其中“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诗句，布满了悲愤与不屈，成为其个人命运与历史事件紧密相连的文学见证。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唐代主要迎奉佛骨事件及其影响，兹列表如下：

皇帝年份事件概要主要影响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敕令开示法门寺佛骨开启了唐代官方供养佛骨的先河武则天显庆四年（659年）后多次盛大迎奉佛骨至东都洛阳利用佛教为其政治合法性造势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迎佛骨入内道场试图借助宗教力量稳定安史之乱后的局势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迎佛骨于京师延续了皇室崇佛的传统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迎佛骨引发韩愈上《谏迎佛骨表》导致韩愈被贬，成为儒佛冲突的标志性事件

韩愈的思想立场并非孤立存在，其《谏迎佛骨表》的深层动机源于其构建的儒家道统谱系。在《原道》等著作中，他系统地提出了一个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直至孔子、孟子的道统传承谱系，并认为这个谱系在孟子之后便中绝了。他将自己视为这一道统的继续者与复兴者。佛教的盛行，在他看来，不仅侵蚀了儒家的秩序（如出家修行违反忠孝原则），其寺院经济的扩张还导致了国家税收的流失与劳动力的减少，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实质性危害。这种将文化认同、社会秩序与经济现实相结合的抗争，使得他的谏言具有了超越个人际遇的深刻历史意义。

《谏迎佛骨表》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短期来看，韩愈的个人仕途遭受了沉重打击。然而，从长远的历史视角审阅，这篇奏章极大地强化和彰显了儒家知识分子在面对皇权与异质文化时的批判精神与主体意识。它成为后世儒学复兴，特殊是宋明理学兴起的重要先声。理学家们虽然对韩愈的学问有所批评，但无不高度推崇其排佛卫道的勇气与历史功绩。此外，该事件也为后世如何处理宗教与政治、信奉与理性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具张力的历史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唐代皇室供奉佛骨的历史真实性，出土的包括佛指舍利在内的大量贵重文物，从实物层面印证了那段崇佛历史。这使我们能在千百年后，更加立体地审阅韩愈当年所激烈反对的毕竟是何等规模的一场宗教狂热。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年韩愈欲“投诸水火”的佛骨，历经沧桑，至今仍被世人观瞻，而他那一腔孤勇、以道自任的《谏迎佛骨表》，也同样作为不朽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代士人坚守理想与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