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唐朝文学的新乐府运动领袖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是中唐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他与元稹共同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不仅重塑了唐代诗歌的风貌，更将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开创了以批判现实、关怀民生为核心的诗歌新传统。白居易的文学主张与实践，使其成为这一运动当之无愧的。

要理解新乐府运动的兴起，必须将其置于安史之乱后的历史背景中。这场持续八年的内战（755-763年）极大地削弱了唐王朝的中心集权，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赋税繁重等一系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然而，当时的诗坛仍弥漫着一种脱离现实的倾向，大历十才子等人的作品多追求形式工巧而内容空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白居易、元稹、李绅等有识之士，决心继续《诗经》和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发起了一场旨在“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文学革新。

白居易的文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其闻名的书信体论文《与元九书》中。他系统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核心纲领。这里的“时”与“事”，指的就是当下的时代状况和详细的社会事件。他强调诗歌不应是文人雅士的玩物，而应成为反映民间疾苦、揭露政治弊端的工具。为了实现这一社会功能，他进一步倡导诗歌语言的通俗化，主张“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即文辞要质朴直白，让普通人也能看懂。这与当时追求艰深晦涩的骈文风尚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创作实践上，白居易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新乐府诗作。他与元稹、李绅等人相约创作，推出了五十首《新乐府》和二十首《秦中吟》，构成了新乐府诗歌的主体。这些作品犹如一面面镜子，照见了中唐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例如，《卖炭翁》揭露了“宫市”制度对底层劳动者的残酷掠夺；《杜陵叟》控诉了官吏在灾年依然横征暴敛的恶行；《红线毯》则批判了地方官员为讨好上级而劳民伤财的贡品制度。这些诗歌叙事性强，语言浅切，情感愤激，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以至于“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

为了更好地展现白居易新乐府诗歌的题材广度与社会批判深度，以下表格列举了部分代表性作品及其核心内容：

诗歌名称核心社会事件/现象批判指向《卖炭翁》宫中宦官以极低价格强夺老翁辛苦烧制的炭揭露“宫市”制度的掠夺本质《杜陵叟》大旱之年，官吏仍急索租税，逼得农民“典桑卖地”抨击官吏的冷酷与赋税的苛重《缭绫》描述江南女工织造精美缭绫的艰辛与宫中肆意浪费的对比批判统治者的奢靡无度《新丰折臂翁》老人为逃避兵役自残手臂的悲惨往事反对不义战役，同情百姓苦难《红线毯》宣州太守为进贡，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织造大型地毯斥责地方官邀宠与劳民伤财

除了犀利的批判，白居易的诗歌题材极为广泛。他的两首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和《琵琶行》，是其艺术成就的巅峰。《长恨歌》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为题材，既有对帝王爱情的深情描绘，也隐含了对统治者“重色思倾国”的委婉讽喻。《琵琶行》则借琵琶女的身世飘零，抒发了自身遭贬谪的“天边沦落”之恨。这两首诗情感真挚，音韵和谐，叙事与抒情完美结合，成为流传千古的杰作。

白居易的仕途颇为崎岖，这深刻影响了他的创作。他出身寒门，29岁中进士，先后担任左拾遗、江州司马、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职。担任左拾遗这一谏官时，是他创作新乐府讽喻诗的高峰期。后因直言敢谏，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一挫折使他后期的诗风有所转变，讽喻诗减少，而“知足保和”的闲适诗与感伤诗增多，体现了其思想中儒家的兼济天下与道家的独善其身之间的矛盾与调和。

新乐府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唐代，它直接启发了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现实主义创作。对后世而言，白居易所倡导的“为人生而艺术”的精神，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强盛的传统。宋代王禹偁、梅尧臣，清代黄遵宪等人的诗歌创作，无不受到其影响。甚至其诗歌在生前就远播海外，在日本、新罗（朝鲜）等地备受推崇，对东亚汉文学圈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综上所述，白居易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其伟大之处在于他将诗歌从象牙塔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干预社会、关怀民生的有力武器。他系统化的文学理论、大量直面现实的优秀诗篇，以及其“老妪能解”的通俗化追求，共同构成了一场深刻的文学革命。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更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其精神与作品至今仍闪烁着不朽的光线。